文化多元主義與審議式民主的教學困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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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審議式民主(deliberative democracy)成為近年民主研究中的顯學,審議式民主論者認為代議政制無法有效反映民意,精英化的政治未能帶來良好管治,公民應積極地參與政治及公共事務。審議式民主期望透過公共審議(public deliberation) ,讓公民投身於公共政策的討論及制定,務求令政策更符合民意及具認受性(梁文韜,2011; Benhabib, 1996; Cohen, 1989, Dryzek, 2000)。在理想的狀況下,審議式民主應與代議政制並行運行,讓政治代表更能掌握民意,公民亦能規範議政代表的決定。審議式民主既能促進公民社會與政府的溝通,公民賦予部份政策制定權,培養民眾自治的能力之餘,亦可加強公共政策的認受性。公共審議過程中的民主實踐和價值轉化,更是重的的公民教育歷程。

近年政治學的實證研究相繼顯示公共論壇、審議式民調、參與式預算、微型公共社群(mini public) 等審議式民主設置能有效的轉化公民就公共政策的認知,並且能在一定輔助條件下促成政策制定(Dryzek, 2010; Fishkin, 2009; Goodin, 2008)。審議式民主要求公民具積極參與政治的熱忱,懂得尊重互惠精神(reciprocity),並能夠理性地參與公共討論(Chambers, 2015; Gutmann & Thompson, 1996)。故此近年西方教育學界在討論民主教育時,亦經歷類近的審議式轉向(deliberative turn),公共審議(public deliberation)成為公民教育的熱門詞彙,如何在學校場域加入公共審議元素則廣為研究者的關注焦點(Englund, 2006, 2011; Enslin et. al., 2001; Fitzpatrick, 2009; Fraser-Bugress, 2012; Knight Abowitz, 2013)。

然而亦有學者對審議民主教育持保留態度(Young, 1996)。尤其在文化多元的環境下,審議式民主不但不能改善少數族裔的處境,甚至因為公共審議所秉持的「理性」要求,會讓少數族裔、婦女團體、基層勞動者等公民構成另一種制度上的不平等。美國教育學者Meira Levinson (2003)指出,鑑於美國社會已存在的種族不平等,白人與黑人就社會政治的認知有不同的理解,對國家文化歷史的詮釋亦有不同,但在公共審議時卻不免要使用「多數的語言」(language of majority),隱卻少數群體內慣於使用的文法、修辭、故事及世界觀,進入主流推崇的「客觀」、「理性」、「中立」等論述格調。Levinson 認為,為成就小數群體能順利與主流在公共審議中「溝通」,公民教育是對少數群體的馴化,教學過程亦難免讓少數群體學生感受到次等身份的傷害。

本文將審議式民主的公民教育置在文化多元的處境上考察,嘗試就分析區別性公民教學課程(differentiated civic curricula)與話語形式(discursive format)的學習和應用,回應Levinson所提出審議式民主公民教育的「教學悖論」(pedagogical paradox)議題,從而澄清審議式民主教育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。
All Author(s) ListLEUNG Cheuk Hang
Name of Conference臺灣教育哲學年會第一屆年會 暨 公義社會中的倫理、民主與教育研討會
Start Date of Conference19/05/2017
End Date of Conference20/05/2017
Place of Conference國立暨南國際大學
Country/Region of ConferenceTaiwan
Year2017
LanguagesChinese-Traditional
Keywords文化多元主義、審議式民主、公民教育

Last updated on 2018-18-01 at 03:05